王炳军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世称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他既是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又是文可安邦、武可定国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其倡导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思想影响深远，并开创了姚江学派。学界对阳明心学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对其法律思想的研究偏少。
明朝中后期，社会陷入严重的失序状态。各类叛乱与劫掠频发，规模不等的盗贼流窜劫掠，啸聚山林的民众叛乱及宗藩夺权叛乱交织，社会动荡不安。与此同时，地方教化废弛，风俗败坏，部分居民与盗贼勾结，互为表里；健诉之风盛行，邻里纠纷激化，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此外，军政废弛，将帅无能，军备空虚，士兵战斗力薄弱，难以应对叛乱与寇患，进一步加剧了治理危机。面对这一乱局，王阳明以心学为根基，构建了一套“以仁为核、因时制宜、官民协同”的法律思想体系，十家牌法与南赣乡约便是对这一思想的集中实践。
“一体之仁”即“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简称，是王阳明法律思想的核心价值。王阳明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夏商周三代之治”。他在《拔本塞源论》中指出，三代之治的根本特征是尊崇圣人之学。圣人之学即求圣之道。所谓圣人，即“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圣人之学不仅是圣贤或者士大夫阶层追求的目标，也是全体社会成员所追求的目标。
在治理实践中，“一体之仁”转化为“亲民”“安民”“养民”的立法与执法宗旨。王阳明为弟子徐爱阐释“亲民”理论时提出，孔子“修己以安百姓”的主张中，“修己”即“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而“亲民”的核心要义在于教养民众，这正是“一体之仁”的具体体现。这一价值在实践中多有彰显：在平息叛乱的军事行动中，王阳明坚决反对不教而杀，他在《告谕庐陵父老子弟》中明言，“吾非无严刑峻罚以惩尔民之诞”“未有德泽及尔，而先概治以法，是虽为政之常，然吾心尚有所未忍也”，主张先招抚劝诫再行处置；对叛乱分子区别对待，禁止滥杀邀功，对罪不至死、可招纳者予以宽宥；秉持孟子“以生道杀民”理念，仅对拒不悔改的顽固盗贼剿杀，以保全多数民众。
贯穿“一体之仁”的十家牌法是以官府强制力为保障、以“十家联保”为核心的基层行政管理制度。该制度涵盖盗贼防治、词讼调解、赋役管理、什伍编制、风化教化等多重事项，不仅直指盗贼叛乱问题，更着力解决里甲制崩溃、户籍田册与实际脱节、赋役不均、流民失所等根源性问题，是标本兼治的“弭盗安民之良法”。南赣乡约则是以民间自治为基础、以道德教化和礼俗规范为核心的公约制度，重点解决教化废弛、风俗败坏、邻里失和等问题。其十六条约款以“安民”为核心，前四条与后三条围绕经费、会期、扬善纠过、婚丧嫁娶等构建邻里和睦的礼俗秩序，中间九条则聚焦平乱后的安民防乱措施，全方位践行“一体之仁”。
“因时致治”是王阳明法律思想的基本原则，是阳明心学的中庸思想在法律领域的具体运用。他在回答陆澄“执中无权犹执一”的疑问时指出：“中只是天理，只是易。随时变易，如何执得？须是因时制宜，难预先定一个规矩在。”可见，王阳明将“因时制宜”视为实现“天理”的必然要求。在《大学问》中将“允执厥中”作为圣学的“教之大端”，这在王阳明法律思想中体现为“因时致治”。“因时致治”包含三层意思：一是“世变渐非所宜”，时势变迁后，旧制必须随时代调整；二是“其道则一”，政令虽变，但均坚守“王道”“仁政”的核心；三是“三代之治皆因时致治”，如周公既守王道之本，又善制度权变。
执法过程中，王阳明提出“一应足财养兵弭寇安民之术，皆宜悉心计虑，折衷推求”。“折中推求”就是“因时致治”，是“足财养兵弭寇安民”的基本原则。在平乱安民的过程中，军事行动和税收财政仍要执行国家常法。军事行动方面，王阳明“因时致治”，提出“绥抚之方，随时殊制；攻守之策，因地异宜”。巡抚南赣对不同盗贼群体区别对待，或剿或抚；对宸濠叛乱进行坚定的军事打击；对思州、田州叛乱则采用招抚策略。
十家牌法的制定和实施亦充分彰显了“因时致治”的灵活性。正德十二年，十家牌法首先在各地府州县的城区推行。《案行各分巡道督编十家牌》中明确，施行对象为“在城居民”。在稳定城区局势后，再将十家牌法推行到都堡村落实施。十家牌法在实施过程中，执行的严格程度也因时而动。在平叛形势严峻时期，十家牌法侧重于综合全面治理，具体包括签军、财产登记、赋役、治安、纠纷调解等；平定叛乱后，则以十家牌法改风易俗。
在“一体之仁”的价值引领与“因时致治”的原则指导下，王阳明在具体执法过程中，进一步构建了政府与民间“双轨互动”的施行模式。当代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政治不能只在自上而下的单轨上运行。君主专制构成自上而下的政治轨道，而人民的意见形成自下而上的轨道。一个健全的、能持久的政治必须是上通下达，来往自如的双轨形式。王阳明的言论与实践早已蕴含此理念。他在《竹江刘氏族谱跋》中批判当时“王道不明，人伪滋而风俗坏，上下相罔以诈”的乱象，直指双轨政治“淤塞”：自上而下的政令沦为苛政，导致“盗炽民穷”；自下而上的民意通道堵塞，百姓积怨难伸，社会失序加剧。在《自劾不职以明圣治事疏》中，他更直言“泽壅而未宣，积怨而不闻”，批评朝廷政令不通、民意不达的治理困境。
基于此，王阳明以地方治理为契机，通过十家牌法与南赣乡约构建“双轨互动”的实施模式。十家牌法侧重自上而下的政令落地，通过严密的基层编制与制度执行，确保剿寇安民、赋役征管等治理目标直达基层；南赣乡约则聚焦自下而上的礼俗构建与民意传达，通过邻里互助、扬善纠过、风俗教化等机制，激活基层自治活力，让民众诉求与社会共识能够顺畅上达。二者相辅相成，形成上通下达、双向互动的治理生态，既保障了治理效能，又兼顾了民生需求，是王阳明法律思想的实践创新。
（作者单位：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原文链接：https://newspaper.jcrb.com/2025/20251212/20251212_006/20251212_006_3.htm#oc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