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汪 恒
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探索实践中，高校扮演着极其关键的角色。其中，应用型高校如何充分发挥贴近产业的优势，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紧密对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于2020年转设为“浙江省管理、宁波市举办、浙江大学支持办学”的公办本科高校，近年来在应用型高校改革道路上的探索不断深化。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背景下，该校以创新谋变、以改革破局，加快推进内涵式发展。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浙大宁波理工学院院长吕朝锋，了解学校的实践与思考——
记者：听说学校在进行一项“预留编制在高校、全职服务在企业”的校企联培博士后创新试点。这项改革的背景是什么？主要解决了原有实践中的哪些关键痛点？
吕朝锋：长期以来，高校人才培养存在“工科理科化”倾向，在博士生培养中尤为明显。这带来了两个问题：第一，从学校角度看，刚从高校毕业的博士对一线工程、企业生产和具体实践了解不足，能力相对薄弱，与高校的应用型定位不匹配；第二，从企业角度看，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其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需要人才支撑，但也存在人才不足、创新困难的问题。尽管也有企业有博士后流动站，但多数博士不愿直接进入企业，导致站点虚设、引进乏力。
因此，我们在师资招聘时提出，博士毕业生可先到企业做博士后。学校为其预留编制，由学校与企业合作建立博士后联合培养基地。博士后工作期满后，若选择留在企业，学校予以放行；若愿来校工作，只要前期评估合格，且在企业完成的科技创新符合学校要求，即可直接聘为教师。
这一做法的好处在于：博士毕业生有了编制保底，经过企业锻炼，他们将理论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得到提升，同时与企业建立了紧密联系。未来他们走上教师岗位后，由于已有和业界的合作经验，在技术推广上更有优势，也易与企业形成更深厚的联结。
记者：你们会担心博士毕业生在企业工作两三年后留在企业吗？
吕朝锋：我们并不担心。第一，全国人才库规模很大，池子做大后，总会有所收益。有人看重企业的高收入，也有人看重高校编制的稳定性，他们可在两者间寻求平衡。第二，留在企业也并非易事。有些企业只愿接受博士后短期合作，若正式招聘，成本较高，未必愿意留用。一般企业对博士需求有限，但欢迎博士后协助解决实际问题。
这种模式让各方找到了平衡点，具有吸引力。试点两年来，学校已与19家企业共建博士后联合培养基地，目前有校企联培博士后11名。相关经验入选宁波市首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试点项目、“创新浙江”经典案例。
值得一提的是，学校在以编制作为兜底保障的同时，也在调整校内评价体系，未来将进一步强化产业导向。这些联培博士后不必担心在企业工作期满后回校会因论文少等影响职称评定。
记者：说到职称评价体系，学校为激发人才干事创业的活力，推行了哪些改革？
吕朝锋：我们借鉴了浙大多通道职称体系，尤其是在标准导向方面，同时根据学校定位，启动并逐步完善一套“1+N+X”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制度体系。
其中，“1”是学校总体的政策框架，明确职称评价的大方向、特点和基本原则；“N”是校级通用评价标准。此外，我们还考虑到各学院、学科间差异很大，不宜“一刀切”，便将具体标准的制定权下放给二级学院，形成具有学科特色的“X”评价标准。例如，如果学院想要鼓励教师在专注科研的同时也重视教学，就可以强化授课课时、教学质量等方面的评价要求。
我们强调“多维价值导向”。一方面，在评价分类中，针对那些主要从事社会服务、较少撰写论文，但与企业合作项目多、规模大、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教师，专门增设“服务地方型”。另一方面，在每个类别下设置多维指标。比如针对教学科研型教师，除了论文和重大项目，还将科技成果转化纳入指标，关注科研成果产业化情况，不将单一标准作为门槛条件。
我们还强调“质量导向增值评价”，即不再简单看数量，更看重亮点和实质性的贡献。即使横向课题的金额不多，但若能清晰说明在某个具体领域解决了企业的关键问题，并有扎实材料证明产生了效益，解决了“卡脖子”问题，实现了社会效益闭环，其价值就远高于简单堆砌的数字。
总的来说，就是要改变“全校一把尺子量到底”，尽可能用“多把尺子”评价人才，充分激发二级学院的办学主体积极性，让教师们有不同的成长通道。
记者：在以科技创新服务区域产业发展方面，你们提出要开展“以转化为核心的科技创新”。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吕朝锋：高校科技创新必须要有转化，尤其对我们这样的应用型高校而言，更需响应国家和社会需求，强化科技创新必须服务地方产业的意识，将创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和社会效益。
如何推动转化？我们主要有两项做法：一是与地方共建平台。目前我们与宁波所有县（市、区）都有战略合作项目，构建了使命导向、任务驱动的“创新联合体”。这些平台对接地方经信部门推荐的企业，将学校的优势创新团队和技术引入，进行深度对接和转化。在评价转化时，不仅看横向经费有多少，更看重经费是否真正用于解决问题、产生实效。
二是成立了实体化的成果转化研究院。我们建立机制鼓励教师参与成果转化，赋予科研人员超过80%的成果权属。研究院集中管理教师的专利成果，提供信息渠道和平台，主动帮教师向外推介、对接企业。
根据2024年浙江省知识产权评估结果，我校的科技成果和专利转化数量位居全省高校第13位，在应用型高校中名列前茅。这些机制上的基础工作让我们在转化数量上有了相对优势。
记者：在这一过程中，你们积累了哪些关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经验？
吕朝锋：为了更好地聚焦区域产业痛点，我们构建了一套“企业命题—实验室答题—平台验证—产线应用”的闭环创新模式，即对于企业提出的问题，由我们实验室进行研发，再到平台中验证，最后在生产线上应用。
在这样的模式下，我们有了一些成功案例。例如，学校智能感知与大尺寸结构件焊接创新团队联合企业研发了“3D视觉引导的全向移动焊接机器人”，为破解大型集合管多层多道自动化焊接难题提供了创新解决方案。案例入选了2025年全省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深化新融合方向优秀案例。
要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堵点，除了模式的完善，还需要发挥创新联合体的作用。教师有时无法直接对接企业，而学校可以导入信息资源，帮助教师对接。同时，校内科研部门定期征集教师成果，了解其产业化意向，主动提供信息和对接服务。过去的评价体系导致教师不愿走出去，因为发论文、写专利就能评职称、拿绩效。现在评价体系改革后，若不帮助教师对接转化，单靠他们自身，难以发挥最大效能。
记者：你们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聚焦度如何在学科设置上体现出来？
吕朝锋：我们紧跟国家战略导向，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出发点，精准对接浙江省“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和宁波“361”现代化产业体系。
学科专业设置必须提升与社会需求的匹配度。因此，我们进行专业新增和改造，新增了6个“数字+”“智能+”相关专业，并开设11个微专业，根据培育效果逐步转为正式专业。
宁波是港口城市和制造业基地。我们据此启动了智慧化港口与服务、数字化设计与制造这两大特色学科群，并以此牵引具体学科布局，建设博士点培育学科，布局硕士点。此外，我们还将布局人工智能、集成电路、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学科。今年，学校将完善智能制造、新能源、生命健康等战略领域布局，新建或转型提升一批学科性学院，做深做特功能性学院，完成新一轮院系调整。
学校坚持“存量优化、增量创新”的专业设置思路。在宁波市重点专业绩效评估中，我校优秀率高于全市高校平均值12.6个百分点。
近期，我们还在与宇树科技合作，筹备共建宇树未来产业学院。学院将为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的快速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记者：作为应用型高校，如何让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更贴近产业？
吕朝锋：我们始终秉持“为国家和地区培养卓越专业人才”办学理念，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人工智能赋能人才培养全过程，推进创新创业教育升级，强化实践育人环节，通过教学改革、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推动人才培养供给端与社会需求端精准对接。比如启动“100+30”大学生科创素养训练计划，支持首批项目49个，让本科生早进课题、早进实验室、早进团队，在科研实践中培养创新能力。
相关做法效果显著。我校生源近90%来自宁波市外，但毕业生留甬工作比例超过50%。毕业生校友创办、控股和管理的在甬上市企业12家、规上企业百余家。在国家级创新创业竞赛中，学校近年也取得突破，屡创佳绩。
原文链接：http://www.zjjyb.cn/html/2026-04/17/content_69610.htm
